人熊冲突缓解措施研究进展——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

人与熊科动物之间的冲突已成为亚洲、欧洲和美洲地区的一个普遍问题,科学有效的人熊冲突管控措施有助于人熊共存机制的建立。目前,全球范围内肇事熊科动物涉及7种,分别为棕熊、亚洲黑熊、美洲黑熊、北极熊、马来熊、懒熊和眼镜熊。肇事类型主要包括伤人、捕食牲畜、入侵房屋、损害庄稼、袭击蜂箱以及翻食垃圾。引发人熊冲突的原因与人类活动范围扩大、熊科动物种群数量上升、熊科动物生境质量下降、熊科动物自然食源周期性短缺、人类食物来源易获得性以及公众对肇事熊的容忍度下降有关。国际上已有的人熊冲突缓解措施包括物理措施、生物措施、化学措施以及政策导向性措施,然而,多数措施的制定仅停留在措施本身的技术层面上,缺乏对地方实际情况和冲突驱动因素的分析。西藏棕熊属于棕熊的一种稀有亚种,生活在靠近人类的中亚高海拔地区。在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地区,人类与西藏棕熊的冲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为协助制订有效的保育目标、解决区内人熊冲突问题,提出以下缓解建议:(1)缓解措施的制定需因地而异,综合考虑地方实际情况,如地理环境、法律法规、民俗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等;(2)冲突类型多样,防熊措施需持续更新与完善;(3)加强人类社会发展与熊科动物生存之间的关系研究,探索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与熊科动物行为变化之间的关系;(4)加强棕熊生态学方面的研究,从棕熊生境质量、种群动态、自然食源以及生态系统完整性等方面去深入挖掘人熊冲突的驱动因素,进而从根本上制定缓解措施,促进三江源国家公园地区人熊共存。     

利用红外相机调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兽类和鸟类多样性

2017年5-9月,采用红外相机调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兽类和鸟类多样性。共布设154个相机位点,累计12 096个相机日,共获得9 675张有效独立照片,鉴定23种野生兽类和50种野生鸟类物种,分别隶属5目10科和9目19科,另记录到家畜5种。相对多度指数最高的前五种野生动物依次为岩羊(Pseudois rnayaur)(18.23)、喜马拉雅旱獭(Marmota himalayarea)(15.98)、灰尾兔(Lepus oiostolus)(5.06)、红嘴山鸦(Pyrrhocorax pyrrhocorax)(3.39)、高原鼠兔(Ochotona curzoniae)(2.49)。中国特有物种有荒漠猫(Felis bieti)、白唇鹿(Ceryus albirostris)、西藏马鹿(Cervus wallichii)、藏原羚(Procapra picticaudata)、红耳鼠兔(Ochotana erythrotis)、蓝马鸡(Crossoptilon auritum)和地山雀(Pseudopocdoces humilis)7种。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4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20种;被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评估为极危、濒危、易危、近危的物种分别有1种、6种、3种、14种。红外相机调查结果反映出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兽类和鸟类现状,为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提供基础数据。     

海南长臂猿的抱仔交配行为

正海南长臂猿(Nomascus hainanus)是世界上最为濒危的灵长类动物(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2016),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蒋志刚2016)极危级物种,属中国特有的长臂猿物种之一,截至2020年8月,数量为5个家庭群共33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闻发布会2020,http://www.hinews.cn/news/system/2020/09/01/032410863.shtml)。     

海南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动态监测样地鸟类和兽类多样性

2016年8月至2019年2月, 我们利用红外相机对海南尖峰岭60 ha森林动态监测样地的鸟类和兽类进行了调查。共在79个位点上布设了红外相机, 累积27,848个相机日, 获得可鉴定到物种的独立有效照片15,320张。经鉴定, 共拍摄到46种野生动物, 包括16种兽类(隶属于6目11科)和30种鸟类(隶属于8目16科)。其中, 属于国家I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有3种, 即海南孔雀雉(Polyplectron katsumatae)、海南山鹧鸪(Arborophila ardens)和中华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 属于国家II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有6种, 分别是猕猴(Macaca mulatta)、巨松鼠(Ratufa bicolor)、红原鸡(Gallus gallus)、白鹇(Lophura nycthemera)、松雀鹰(Accipiter virgatus)和蓝背八色鸫(Pitta soror)。拍摄率最高的前5种兽类依次是帚尾豪猪(Atherurus macrourus)、红腿长吻松鼠(Dremomys pyrrhomerus)、白腹巨鼠(Leopoldamys edwardsi)、赤腹松鼠(Callosciurus erythraeus)和赤麂(Muntiacus vaginalis);前5种鸟类依次是白鹇、海南孔雀雉、蓝背八色鸫、海南山鹧鸪和栗颊噪鹛(Garrulax castanotis)。本研究补充调查了海南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兽类和鸟类的多样性, 与之前的基线调查对比分析了大样地内野生动物物种及其相对多度的动态变化, 可为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监测方案设计和保护对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渤海湾两株H2亚型禽流感病毒的 遗传进化分析

野鸟是禽流感病毒的自然储存库,病毒可以随着宿主的迁徙传播给其他野鸟与家禽。渤海湾是鸟类南北迁徙的重要停歇地,也是东亚-澳大利西亚鸟类迁徙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有大量水鸟在渤海湾停歇,促进了禽流感病毒的传播。为了解渤海湾地区禽流感病毒的传播及进化与水鸟迁徙的相关性,2018年春季鸟类迁徙期间的4和5月份,在渤海湾采集鸻鹬类粪便样品2 120份,对样品进行检测,分离出2株H2亚型禽流感病毒。对这2株H2亚型禽流感病毒进行了分子特征及遗传进化分析,并结合渤海湾水鸟的环志回收数据,对H2亚型病毒的重组及遗传进化与水鸟迁徙的联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2株分离株的HA蛋白裂解位点符合低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分子特征,它们的8个基因片段同源性均不高,其中879-H2N7的8个基因片段分别与我国福建和澳大利亚的毒株同源性最高,遗传关系最近;854-H2N8的8个基因片段分别与我国湖南以及日本、韩国、孟加拉国和越南的毒株同源性最高,遗传关系最近。渤海湾水鸟的环志回收数据分析表明,879-H2N7随着野鸟的迁徙在渤海湾、福建沿海和澳大利亚之间进行传播与扩散;854-H2N8可能跨越东亚-澳大利西亚和中亚-印度两条通道之间进行基因重组和进化,并会随着鸟类迁徙进行传播和扩散。     

利用红外相机调查四川雪宝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和兽类多样性

2017年4月至2019年10月, 利用红外相机在四川雪宝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了野生动物调查工作。共在152个位点上布设了红外相机, 累积30,792个相机日, 共获得独立照片6,316张。共鉴定出野生动物105种, 包括27种兽类(隶属于4目13科)和78种鸟类(隶属于5目20科)。其中, 属于国家Ⅰ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有7种, 分别是川金丝猴(Rhinopithecus roxellana)、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林麝(Moschus berezovskii)、四川羚牛(Budorcas tibetanus)、红喉雉鹑(Tetraophasis obscurus)、绿尾虹雉(Lophophorus lhuysii)和金雕(Aquila chrysaetos); 属于国家II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有11种, 包括藏酋猴(Macaca thibetana)、藏雪鸡(Tetraogallus tibetanus)等。分析结果显示, 拍摄率最高的前5种兽类依次是中华斑羚(Naemorhedus griseus)、岩羊(Pseudois nayaur)、岩松鼠(Sciurotamias davidianus)、野猪(Sus scrofa)和猪獾(Arctonyx collaris); 拍摄率最高的前5种鸟类依次是血雉(Ithaginis cruentus)、雪鹑(Lerwa lerwa)、藏雪鸡(Tetraogallus tibetanus)、红腹角雉(Tragopan temminckii)和绿尾虹雉。此外, 红外相机还在26个位点上拍摄到了家畜, 在22个位点上拍摄到了人为活动。     

三江源和祁连山国家公园雪豹种群的遗传结构分析

掌握遗传信息对濒危物种的保护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在我国雪豹重要分布区祁连山和三江源国家公园分别采集粪便样品,利用mtDNA的cyt b基因、微卫星多态性位点进行了雪豹的物种鉴定、个体识别和种群遗传结构评估。在采集286份疑似雪豹粪便样品中,成功的对86份雪豹样品进行了扩增鉴定,利用微卫星位点进行个体识别获得41只雪豹个体,其中祁连山国家公园26只,三江源国家公园15只。通过等位基因数、有效等位基因数、观测杂合度、期望杂合度、多态信息含量等指标进行种群遗传多样性评估,认为雪豹种群遗传多样性相对较低,但祁连山国家公园雪豹种群遗传多样性相对较高。STRUCTURE进行群体遗传结构分析表明,4个种群可以划分为3个遗传类群,祁连山国家公园的种群（YCW和QLS）与三江源国家种群(DC和SJ)的遗传差异,可能与种群间的地理隔离存在明显的相似性。     

中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大都分布范围狭窄、个体数量稀少且自然更新困难, 面临随时灭绝的风险, 迫切需要拯救性保护。极小种群野生植物这一概念自提出以来受到了保护生物学领域的广泛关注, 已成为当前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热点方向。我国于2010年正式启动实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工程, 并开展了大量的保护研究和实践。以“extremely small population*”和“plant”为检索词在Web of Science进行了主题检索, 以“极小种群”和“植物”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进行了主题检索, 对获取的的学术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进行了梳理。本文从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种群、群落及生境调查与监测、适应性、遗传多样性、繁殖生物学、濒危机制、动态模型6个方面对近年来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理论研究工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综述。在此基础上, 从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与种质资源保存、野外回归、人工繁育、标准化体系5个方面回顾了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实践及取得的进展。基于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现状, 我们建议在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未来保护工作中不断调整和完善保护名录, 加强种群结构的观测和预测、小种群形成和恢复机制的针对性研究以及特定物种的长期系统性研究, 同时促进这一概念在国际上的推广。希望本文能为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     

气候变化背景下秦岭地区羚牛生境脆弱性评估及适应性保护对策

脆弱性是指物种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程度,开展脆弱性评估工作有助于人类认识气候变化对野生动物的影响,为制定野生动物适应气候变化的保护对策提供科学依据。采用最大熵模型评估气候变化背景下秦岭地区羚牛（Budorcas taxicolor bedfordi）生境脆弱性。结果表明：（1）当前秦岭地区羚牛适宜生境总面积为6473 km²,到2050s年,预测秦岭地区羚牛适宜生境总面积为4217 km²,减少34.85%,羚牛适宜生境将向更高海拔地区转移,转移约210 m;（2）已建保护区覆盖49.82%当前羚牛适宜生境,尚有3248 km²的适宜生境处于保护区之外;到2050s年,保护区覆盖了43.87%适宜生境,尚有2367 km²的适宜生境未被保护;（3）到2050s年,当前分布在太白县、佛坪县、洋县和宁陕县等地区的3490 km²羚牛适宜生境将会成为生境脆弱区域,丧失53.92%;（4）分布在秦岭核心区域的2983 km²当前和2050s年保持不变适宜生境,将成为羚牛躲避气候变化的庇护所。基于研究结果,就未来羚牛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保护对策提出以下几点建议：考虑将当前羚牛适宜生境纳入国家公园范围、构建适应性生态廊道、加强野生动物监测。     

甘肃安南坝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骆驼利用人工水源点特征分析

人工水源点是荒漠地区野生动物补充水分的途径之一,对于荒漠地区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为揭示人工水源点的野生动物利用特征,本研究分析了2020年8月至2021年8月甘肃安南坝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处人工水源点的视频监测数据。监测期间共获得533条视频记录,其中独立记录299条,分析表明：(1) 多种野生动物利用人工水源点,共记录兽类7种,鸟类7种;(2) 保护区的主要保护对象野骆驼 (Camelus ferus) 共有205条记录,占独立总记录数67%。野骆驼在人工水源点的平均群体大小为6.82 ± 7.01,平均停留时长为(15.66 ± 15.35) min,在人工水源点停留时长与群体大小有显著的相关性 (P < 0.001),而群体大小则受季节性影响 (P < 0.005);(3) 野骆驼对人工水源点的利用夏季强度最高,春季最低,利用人工水源点的日活动节律呈明显的单峰型,活动的最高峰出现在12: 00。研究表明人工水源点能够被野骆驼等野生动物充分利用,研究结果可为进一步揭示野骆驼行为生态习性以及促进人工措施对野生动物保育管理提供有益参考。